一场燃烧了五天五夜的大火
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非常事件
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大火案
长沙文夕大火
段江华油画作品:《国殇·文夕大火》
这一篇，我们解密：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是如何骤变成一场惊世大火的。
在湖南省的版图中，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年11月12日的深夜，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长沙遭受了灭顶之灾。
火变之夜
年11月12日午夜，长沙全城戒严，按照省主席张治中的指示，他要在13日凌晨4点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做的预习准备。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在等待中，市内传播的“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让他们惊恐不安，埋怨政府没有安置他们的家属，担心会遭到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命运。
此可见，因日军在南京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部分执行焚城行动的队员，造成了心理上的强烈的恐惧，当听说日军已经到了长沙近郊的新河的传言以后，更加剧了部分纵火队员的恐慌。
恐慌中焦灼地等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现在人们不得而知。可是长沙却没有在这种等待中安然渡过。在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的时候，南门方向突起大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火起，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窜向空中，大火开始在全城蔓延，长沙成为一片火海……
文夕大火,火烧长沙人!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却变成了正式的焚城行动，这中间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凌晨两点在南门首先燃起的大火，显然是导致全城大火的首要原因，可是按照许权所起草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举火要有四重步骤：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听警报，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而南门并不是发布点火信号的地方，为何会导致焚城行动的提前呢？那么是不是当晚情况有变，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张治中与鄷悌等人直接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呢？
《长沙市火变一日记》是当时张治中在大火过后记载的实情实况，文中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四点的日程活动，在起火前的几个小时里，张治中的活动如下：
12日晚11点，他在从武汉撤到长沙的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讲话；13日凌晨1点多，张治中由以前的城南寓所磬园搬到了城东的唐生智公馆；约凌晨1点至2点之间，他打电话找市长席楚霖，询问搬运军需品的个民工是否找好，此处与席楚林的回忆吻合；将近凌晨2点，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之后，张治中接到鄷悌的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以及火后的调查，可以看出张治中在当晚并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那么长沙警备司令鄷悌有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呢？他那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长沙警备司令鄷悌
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在后来写的《长沙大火纪实》中，可以看到，当晚8点钟，鄷悌在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开会，传达完张治中的指示之后，便回家睡觉去了。
据说鄷悌脾气暴躁、刚愎自用，他平时睡觉时，无论发生多么重要的事情，部属之中没人敢去惊动他，以免受斥责，当13日凌晨2点，城中起火的时候，鄷悌正在睡梦当中，左右及家人，慑于他平时的粗暴，不敢惊动他，直到他本人惊醒发觉后，火已成燎原之势，想派人去制止也不可能了。
鄷悌急忙坐车赶到张治中住处，向张治中请示，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也是在梦中惊醒的，不知道命令是谁下的，他俩一想事有蹊跷，想立即发动消防人员和警察、保安团队分头救火，可警察及消防人员，早已没了踪影。
由此可见，鄷悌当晚也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由于起火的南门属于警备二团徐昆所管辖，而徐昆又是举火行动的正指挥，那么会不会是他下的命令呢？由于在大火发生几天后，徐昆即被逮捕，执行了枪决，所以他是否直接下令放火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副处长史说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长沙大火见闻录》中，似乎可以把对徐昆的怀疑排除在外。
在这篇回忆中，史说写了这样一段话：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兵惊慌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了，我急忙起来，办公室里电灯还冷清清地亮着，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总机报告通往外面的电话线都断了。我弄得莫名其妙，难道日本兵来得这样快？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骑了一匹马到省府来，他看到我的车子，下马扳住车门，问我，‘徐处长呢？’我说，‘我正要找他，外面怎么回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样烧起来了。’
从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徐昆对于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也是相当意外，由此可见，徐昆当晚应该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既然这几个焚城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直接下令放火，那么这南门的第一把火究竟是如何燃起的呢？
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
文夕大火发生后，人们对于大火的起因一直众说纷纭，不过那个“日寇已杀到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关键原因。
当时，日军实际上还远在长沙以北多公里的新墙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已调集兵力，决定与日军在此决一死战。而长沙近郊的新河则距离长沙3公里，两个地方的名字仅仅只有一字之差。
日寇明明是在新墙河，却又是怎么被误听为新河的呢？现在流传于世的说法，大致有四、五种版本。
一种说法是当晚12点钟的时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打电话到长沙警备司令部去询问敌情，司令部告诉他，鬼子已经到了新墙河了，他拿起电话就给连长传达，这个连长就听错了，到了新河了，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警备二团的团副，向省保安处来打听日军的情况，省保安处告诉他，鬼子已经到了新墙河了，那么他听成了鬼子到了新江河，他查了地图，也没有查到新江河这个位置，那么慌乱之中，他就认为鬼子已经到了新河了，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还有一些说法，大体上跟这两种情况都差不多。
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
在那个被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夜晚，这个谣言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当南门方向刚起火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便判断是“失慎”，也就是意外失火，当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时，文重孚竟说：“警察局都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火起，许权判断是放火，但是此时救火已经不可能了。就这样，一次焚城前的预习检阅变成了一次正式行动。
在大火中死亡者达三千余人，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那么南门的第一把火又是如何意外发生的呢？从当时长沙已经成为一个汽油库这个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火灾。
当时的很多士兵不认得字，甚至没有听说过汽油、火油这些东西。有的士兵提着油灯，去照一照泼油的地方还有没有汽油，这也是引起火灾的一个原因。有的士兵甚至无知到在汽油面前点烟，那时候没有打火机，都是用的洋火，也就是火柴，这也可能是起火的原因。
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究竟是不是引起第一把火起的直接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在大火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
文中说道：“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文在经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修改后发表，之后所有的官方文告对长沙文夕大火的说明都如出一辙。
其实不管是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还是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长沙文夕大火的发生，都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突变。但是，由于恐慌，警察擅离岗位，湖南军政当局因为疏忽造成指挥失控，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当时实行“焦土抗战”，属于军事机密，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外人鲜有知者，国民党在实施这一重大举措时，对人民群众保密，不是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使群众不知情而非常被动，这是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
当时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无效，大量的难民涌入、伤兵满街，这种情况使人民群众和政府脱节，这也是大量民众被烧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当时做了一些疏散工作的，为什么这些工作做不到位呢，就和这个情况有关。
蒋介石焚毁长沙的前提，是长沙失守，那么如何判断长沙失守呢？是日军到了距长沙一百多公里的新墙河，还是到了距长沙三十多公里的汨罗河？客观地说，这是难以掌握的，也是造成焚城部队在举火准确时间上的模糊和混乱。
坡子街的银行、钱庄和金银首饰店全部被毁。
对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起因，后来张治中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道：
“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士兵，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
大火烧毁的学校校舍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湖南籍知名人士，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人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底查清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美驻华使馆接到湖南英美侨民的报告后，立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要求处分张治中。
而一向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还以批评焦土抗战为名，大肆攻击蒋介石的抗战方针。针对汪精卫的言论，在延安领导敌后抗日的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要警惕有些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日军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充满了奚落与挖苦。
整个长沙一片焦土瓦砾
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到11月12日已经疏散90%，可是如今长沙全城焚毁殆尽，于是，社会各界要求严惩纵火责任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年11月13日，也就是文夕大火发生的当天，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给蒋介石拍了一个急电，电报内容如下：
“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而是地方长官轻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重大，至恳委座亲临处理。”
11月16日，蒋介石抵达长沙。
蒋介石一到长沙，就将张治中、鄷悌痛斥了一顿。接着，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到市区视察。沿途所经之处，无不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焦土一片。
据说当蒋介石登上天心阁，看到整个长沙被烧得面目全非，全市繁华街道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口中哼哼唧唧，随行人员窥破蒋介石的心机，暗地里道，不好了，委员长要杀人了。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视察完之后回到寓所，立即就叫人将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了蓉园。之后，蒋介石下令军法分监立即组织会审，审办大火事件。
大火前的天心阁
当时蒋介石正襟危坐在大厅里，若有所思、良久不语，最后对他们说，大火案要严肃、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结案，我急待回衡阳去。从当时蒋介石的表情可以看出，迫于社会各界的责难，他不得不来长沙亲自处理，以平息民愤。
11月18日上午7点，张耀宸等三位军法官对鄷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进行预审。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鄷悌则供认，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在布置工作时的疏忽所引起，愿受国法最严厉的处分。
据说，当时各位承审人，均从为国惜才的角度考虑，在审问中避重就轻，在口供记录中，甚至有意将鄷悌承认一切由他本人负全责的字样，不录入。但鄷悌在交他阅读画押时，又将一切由他负责的字样重新录入。
审讯结果决定鄷悌是首犯，文重孚是从犯，徐昆是从犯，最终判定鄷悌是20年徒刑，文重孚是10年，徐昆是5年，这么定下来。
第二天，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蒋锄欧担任。
据说审判官蒋锄欧与鄷悌是同乡，对鄷悌表示出了很大的同情，再三诱导鄷悌，供出第二者、第三者来，把矛头指向省主席张治中、省保安处长徐权，示意他们应共同负责任，但鄷悌并不予理会。
经过一天的审讯，钱大钧、蒋锄欧等人维持了初审的结果，仍然判处鄷悌20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徐昆5年徒刑。之后，便将终审的判决书呈送蒋介石。
蒋介石不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事儿民愤很大，他自己下不了台，是他自己下命令是要烧掉的，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不杀人，是没有办法平民愤的。
蒋介石的批示很简单，就是这么说的，鄷悌玩忽职守、殃及群众、着即枪毙；对文重孚的批示是，擅离职守、逃离长沙、着即枪毙；对徐昆团长的批示，就说是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就是这么用红铅笔这么批的。
长沙蓉园宾馆
批示之后，蒋介石在蓉园庭院内，足足兜了半个小时的圈儿才上楼，随即传张耀宸对他说，判死刑是应该的，但罪状上不能写“纵火殃民”，不能有“纵火”二字出现。
得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张耀宸等人重新拟定了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渎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当判决书再呈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批示：文官叫渎职，武官叫辱职，就亲笔将渎职殃民，改为了辱职殃民。之后，军法官们连夜又重新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案仅仅在两天之内就匆匆审理结束了。
文夕大火结案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对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全部处理结果，结果如下：
一、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三、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四、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五、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年11月20日早晨，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被压赴刑场，今日长沙繁华的侯家塘就是当年执行枪决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片丛山野岭，在赴刑场的路上，鄷悌低头垂泪，一言不发，文重孚、徐昆则高声谩骂，直到临刑前尚未绝口。
长沙侯家塘
如今这三人被分别埋葬在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桃江县黄土仑村和新宁县的庄姜村，现在坟墓上已经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
7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
一次焚城前的预习检阅，变成了一次真实行动，文夕大火过后，长沙的救灾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顺利展开，一座在烈火中磐涅的城市，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
昔日繁华长沙古城，已经成为一片残垣断壁，30万居民无家可归。曾经安静美丽的长沙，成为一片焦土的灾难之区。错烧长沙后，赶筹善后，安定人心，成为“文夕大火”后最紧迫的问题。
长沙天心阁文夕大火警世钟
年11月17日，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的第5天，周恩来在长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
“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年11月20日，长沙文夕大火案审理结束，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在两天之内便匆匆结案了。
案件审理结束后，社会上流传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是，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三联的第一个字，组成“张治中”，以示对大火案审判结果的不满，有人仍要求枪毙张治中，认为他应该负首要责任，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下过焚毁长沙的命令，他是执行命令才作焚城准备的，众人也就不再追究了。
张治中
此时的张治中已经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11月20日，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省主席引罪自谴》布告，在布告里，他除了对起火的原因，即军警误信流言，惊慌失措以及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以致引发大火，作了与其它官方文告相同的说明外，还特别表述了自己的内疚之情，他说道：
“目击灾民荡析流离，深痛用人失察，遭此巨灾，神明内疚，罪戾实深！”
年11月16日，在文夕大火发生的第4天，周恩来与政治部三厅的部分人员返回长沙，开始组织领导救灾工作。
实际上，11月13日凌晨，大火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逃出火海，来到湘潭后，在当天下午，他们就曾经返回长沙附近，但是大火熊熊，根本无法进城。
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席楚霖等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
同时，他还发出电报，命令已经抵达衡阳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四支演出队和一支抗日宣传队共计人也即刻返回，与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司令部共同办理大火救济安抚工作。
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
时任政治部三厅抗宣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后来回忆说，
总理当时跟我们讲，各方面的破坏情况很惨，看了他都掉眼泪了，难过得很。谈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帮我们分工，分工以后就说，群众当然恨这些放火的人，敌人还没来呢，就是说蠢，做了错事。但是我们要宣传它，假设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个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还要使得国共团结、合作，还要继续抗日。
在文夕大火惨案发生的危难之时，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面前，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表现出了精诚合作、积极善后的态度。、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及社会各界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委员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共党员田汉及原长沙市市长席楚霖担任。
救济委员会成立之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在长沙市及周边县城，救济委员会设立了10多处收容所，用来安置和疏散难民。与此同时，市区清除街道和恢复市场与交通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等待救济的百姓
曾经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当时身为长沙青年会总干事的张以藩以及他的爱人朱铁蓉夫妇也参加了当年的救灾工作。在救灾期间，他们借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家里，在那里，他们又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些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珍贵的照片就出自于这位美国朋友之手。
这个为现在留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的美国人中文名叫沙一二，后来改名叫了肖约。他所拍摄的这张几万人聚集的照片，反映的就是12月9日，在长沙教育会坪给难民发放救济款的情景。当时国民政府为每位灾民发放了法币5元的救济金，折合成光洋大概有3到4元左右，可以买大米斤或者是高级香烟两条。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少。
后来据统计，在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救济款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等待救济的灾民
11月19日，大火后的长沙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一个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紧接着，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前也出现了一列露天摊贩。
11月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邮政业务全面恢复。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12月22日，大火一个月后，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长沙大火之后，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精力放在如何善后和救灾上了。
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时的政治部三厅的这些共产党人，包括郭沫若、田汉、洪琛这些人，当时在湘潭，大火之后他们迅速赶到了长沙，积极地参加了长沙的救灾和善后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长沙的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包括张治中先生在内的这些领导人，进行了比较好的合作。
通过他们的努力，在长沙进行救灾，保障了灾民的衣食住行，恢复了街道的秩序，所以工作成效井井有条，使长沙迅速恢复到了一个抗战的姿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华慈善总会，国外的一些救济会，和当时在长沙的一些外侨，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也给了长沙的善后和重建以比较大的经济上的支援，所以长沙能够迅速地从一片瓦砾当中恢复过来，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的结果。
现在我们难以想象，当时数十万长沙市民们在冒着焦烟的废墟中，找寻自己亲人的悲痛，在一片残砖瓦砾中流离失所的无助，他们艰苦奋斗创下的产业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葬送了，这是长沙古城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然而他们没有倒下，而是咬紧牙关重建家园。也就是伟大的他们，后来又为支援前线抗日、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局作出巨大贡献。
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城惨不忍睹
文夕大火过后，长沙成了中日主力部队交战的主战场。
从年9月到年1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
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三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抗战时期阻击日军长达五年之久的城市，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
长沙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从近代以来是中国的中心之地，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以来都是如此，在抗日战争当中，蒋百里先生早就预言过，中日战争、中日两国的主要战场，很可能是在三湘大地上。果然如此，中国从年到年，曾经有12次高级别的会战，其中有6次，直接跟长沙、跟湖南有关系。
在年12月至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人数达到30万，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对不断丢失城池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此次大捷也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首开胜利的记录，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
如今，当年抗击日寇我军所挖的战壕，现在还依稀可辨，那些守卫长沙城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在城郊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军全团仅仅剩下50人生存，最终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英灵永远留在了这青山苍翠之中。
随着日寇三次进攻长沙的失败，华中的战局相对稳定，大批逃难的长沙人又回到了他们眷恋的乡土。尽管这时的长沙城还是一片断壁残垣，但长沙人民仍以罕见的顽强意志和勇气，重建家园，支援前线，帮助和接济兄弟省市。
当时广西、云南等地涌入了大批难民，人口猛增，粮食紧缺，而长沙在遭受了文夕大火之后，仍然向这些地方支援、运送粮食。
大火过后，湖南每年支援前线及兄弟省份的粮食为0多万石；棉花70多万石，棉布多万匹。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支援抗战前线的粮食远远超过了0万石，名列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此外，在八年抗战中间，全国一共征兵多万，其中湖南就有多万，占征兵总数14%以上，与其它省份相比，湖南输送的兵源是最多的。
湖南人民在近代以来，始终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心之地。
在抗战时期，最鲜明地、最集中地反映着湖南人民的牺牲精神，和这种贡献的精神，应该说是长沙大火。不管这个长沙大火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偶然性，有多少让人唏嘘感叹的地方，但长沙文夕大火，无疑是湖南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
在文夕大火发生的30多年后，国际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被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长沙古城遗址——天心阁
70年代的时候，联合国召开过一次关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城市的一些负责人的会议，当时亚洲有4个城市，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中国是南京和长沙。当时长沙市的一位市政府的副市长叫刘湘皋，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听说是在意大利召开的，带回来一些文件。世界上公认“文夕大火”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公认长沙是损失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现在，8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文夕大火的记忆，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了一种学术上的争论。那么文夕大火到底有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长沙的作用呢？现在说法不一。
抗战史学家肖栋梁认为，长沙文夕大火暂时阻止了日本的进攻，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一个空城，烧得焦烂的，日军怎么来，来干什么呢，怎么住下去？他要靠这里的人，以战养战，要靠这里人的财税收入，他打进来以后，就是一片焦土，他们怎么住在这里？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何理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太能成立。因为长沙大火以后，日军实际上离长沙还有两百多公里。长沙大火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长沙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首先就是当时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在作战略调整，并没有企图马上就占领长沙、进攻长沙。所以当时国民政府、蒋介石对日军这样一个判断是不准确的。第二个就是长沙大火实际上是烧了中国自己，烧了长沙，使我们的国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是损害了我们自己，并没有损害到日军。
翻开当年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到，在年11月26日，蒋介石主持了被载入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除国民党数十位高级将领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人参加外，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个，其中重要的两个议题，一是确定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二就是对长沙文夕大火事件做出检讨。
11月初,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
对于文夕大火，蒋介石作了以下训示，他说：
“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事件上可以得明确的教训。”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番检讨还是诚恳的，但是同时他也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政权、集团、个人的事业，而是一项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事业。
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的、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
人文学者王康认为，中国老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有的灾难和不幸，它的祸源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尽管中国人民在抗战当中，也犯了些过失，也有一些决策上的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个中国的抗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在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中国人民像一个人一样万众一心，去承受灾难、去做出牺牲，长沙大火应该是这个中华民族整体的，为自己的存亡而战的过程里面，最悲壮的一个例子、一个事件。
天心阁,长沙仅存的古城标志
如今，当人们再次回首长沙文夕大火时，人们除谈论它在战略上的对与错，物质上的得与失之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长沙大火，首先它是一个大灾难，它的起因是整个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对战略的选择。放弃长沙，不留一砖一瓦给敌人，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要看这个战略是怎么执行。这个战略选择火烧长沙，下了火烧长沙这个决心，如果搞得好，还是能够起到战略作用的。但是因为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发生的一切，长沙大火的结果又造成了长沙城的毁坏，和长沙群众的涂炭，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对这个事情，蒋介石政府，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都已经做了结论，对有关肇事者和渎职者，三个官员都被枪毙掉了，所以说当时的包括国民党政府，它的议会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没有起到“焦土抗战”的作用。
长沙人民是受害者，长沙人民到后来没有因为长沙城遭到那么大的苦难，而失去抗战的意志，反而在最后的善后工作当中恢复了原有的精神状态，又使长沙成为了抗日的前线。
后来长沙赢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也都证明了长沙人民是不屈的，是个非常顾全大局的人民群体，这座城市，是个英雄的城市。
文夕大火警世钟
5年11月4日，一座纪念“文夕大火”的警世钟雕塑伫立在了长沙市天心阁公园内，雕塑由两个巨大的断壁残垣造型和一口大钟组成，钟高2.7米，重为2.8吨，距离地面1.4米。雕塑之下是仿古麻石地板，四周围有砖块和砂石，反映了当年被大火烧后的场景。
八天之后，也就是5年11月12日上午九点，在文夕大火发生的67年后，警世钟发出了第一声宏亮的钟声，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千年古城、付之一炬，无数财富化为灰烬，几千人民群众葬身火海，这样的历史悲剧是极其令人痛心疾首，永远难以忘怀的。
摧毁了亭台楼宇，却无法摧毁湖湘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烧掉了万卷文章，但永远无法烧掉经年累月积淀的湖湘文化气质。在长沙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如同凤凰涅槃般，一座全新的长沙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并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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